【难忘岁月】《我的牧区生活》-记忆中的往事
我的牧区生活
秦晓

1966年周恩来与红卫兵合影，右一拿红宝书者为秦晓
我到内蒙古草原的头一个印象就是冷，而且不是一般的冷。我们穿的是皮裤、皮德勒(皮大衣)、毡靴子。皮德勒是用7张羊皮做成的，很大，穿在身上，下摆可以拖到地上，把腰带系起来，大衣里边还能揣很多东西。按理说，这样穿起来洪峰简历，应该挺暖和的吧？问题是，如果你在外头放一天的羊，冷风也把你给吹透了。
回到蒙古包里，可以喝碗热茶，吃顿热饭。蒙古包中间有个烧牛粪的灶，还有个像雨伞样的顶，烟筒从中间伸出去。晚上除非有一个人不睡觉，不断地烧牛粪，才能保持温度。但是，人都要睡觉明末资本家，所以就等到牛粪变成红色，没有烟的时候，拿个布垫着，把烟囱撤下来，把顶盖上，靠灶里的余热来维持。所以，牧民冬天睡觉从来不脱衣服。
蒙族人睡觉的标准姿势是要先把腰带解下来，把皮裤脱到大腿上，然后，把皮德勒披在身上，先趴下，然后再转身，旁边老太太帮你把周边掖好，就不能动弹了，你整夜不能翻身不能动的。刚睡的时候还暖和，等到半夜就比较冷了，灶里的余温不足了。不像内地农民冬天热炕头上一坐，喝点酒，没有这样的事。早晨起来就好了，因为包里的家庭主妇已经先起来烧茶了，火也升起来了。起来时，把皮裤一提，皮德勒腰带系上，再喝茶。
夜里上厕所，可是个大事。蒙族人上厕所很有特点，无论是男的、女的，都是这么一转，把袍子转开就蹲下来上厕所，利用袍子来遮羞和挡风。有时候，到蒙族人的家——浩特里去，主妇正在那蹲着，还跟你打招呼，哎，你来了。其实，她在那撒尿呢。
我们不会那么转。所以，要大便的时候，首先互相鼓励，走吧，早晚要拉。走到老远草高的地方，然后把皮德勒拉到头上，这么拉上来，底下冻得要命。旁边还有条狗等着吃你的屎。撒尿时，撒到地上就是冰哇，冻得受不了。
还有一次，我们刚到那不久，不懂得要把蒙古包顶盖给拉严实了，等早上起来的时候，怎么就觉得是睡在雪地里？蒙古包里、身上、被子上全是白白的雪宋嘉豪，好半天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发现顶没拉上，雪都进了蒙古包里，把我们盖上了。
还有一个“冷”的事，就是洗衣服。我们洗完衣服后，就系在蒙古包的棕绳上，怕风吹跑了，还把衣服袖子系成一个疙瘩。老乡见了，问我们这是干什么？我们说，晾衣服啊。老乡说，你这衣服明年5月份再穿吧。我问为什么？他说，衣服冻上了，你根本就解不下来，硬要解就得破了，等明年5月的时候，化冻了你们才能穿这衣服。
我们的生活用水，夏天从井里头打，到河里头拉。蒙古包附近一般都有河，定居点有井，用一个装着木桶的牛车去拉水，拉回来，搁在那，喝完了再去拉。冬天，就在河里凿冰或者把雪化了用。家庭主妇干的一件事，就是化雪水，然后过滤，因为雪里头有稻草、牛粪。记得有一次，我们到一牧民家里吃饭。我坐得很靠里，光线较暗。我接过一碗面，吃着，吃着，吃到一个硬东西，有点像肉，可怎么嚼也不像是肉，有纤维。突然，我想起来了，这是冻硬了的牛粪。
我们那里没有小队，也没有村的概念。我们那个大队的面积，纵长100多里。我们冬天骑骆驼，夏天骑马。冬天，马没有青草吃了，而骆驼养了一夏天，就可以骑了。知青住的也很分散，有时候大家也聚聚，不过都离得很远，要骑马往一块凑。

李三友在赶大车
有一次过年，我们去看一个五保户老太太，帮着她包饺子一块儿过年。我们带着案板、菜刀、肉，赶着马车去。结果，过河的时候，那匹马怕冰，惊了，把我和三友全给摔下来了。这马惊了一路，最后把那辆车也甩掉了。我们追不上，只好第二天骑着马沿途去找，一直找出去40多公里，一路看到刀、擀面杖都在雪地上，回来再看那匹马，瘦得不行，在那吃草呢。
我们每次回北京时，都先从大队骑马走十几公里路到公社，再从公社坐车到旗里，班车是7天一趟。然后，再从县里头坐长途车到赛汗塔拉，中间还要住上一晚王海剑，再从赛汗塔拉坐从二连开往集宁方向的火车，经大同转车回北京。所以，上火车之前的这段路，全得搭车。搭车就得求那些粮食局、商业局的司机，得跟他们商量，伺候他们喝酒、吃饭。
汽车司机是草原的“王爷”。有个女的，她的小孩病了，要搭车。司机不让搭，她火了，说你这么为难我们啊，将来我要让我儿子当司机。那个司机说五福星闯江湖，那你就等着你儿子当司机吧，更不拉她了。
那些司机每天喝得醉熏熏的，我们还得伺候他们，早上发动车的时候，还得我们给摇车。而且，前面驾驶室里副驾驶的位置只让女的坐。我们只能披个大皮袄，坐在车斗里，顶着漫天大雪，走上两天。回来时也是这样。所以，要说起“冷”的事，真是太多了。
我们的劳动方式是分散放牧。这一点和农区知青点不一样，农区知青点就是给他们安置费，可以盖房子，配上家具和必需品，住在一起秋无痕论坛，每天下地。牧区是两、三户为一个小组，负责一群羊、一群牛。男的放羊、放牛，女的守夜。还有的是放马，但队里只有两群马。我在内蒙古牧区4年，基本上都住在牧民家里，我放过羊，放过牛，还打过井，种过菜，种过莜麦，垒过羊圈。除了放马没干过，其他的活都干过。放马需要能人，我们中间只有冯江华放过马。
我们开会、学习、念文件，都是说蒙语。蒙族牧民文盲多，念不了文件，都是我们来念。不过我只会讲，不会念，现在都忘了，讲不出来了。
那时队里评工分，基本上跟评先进分子似的，很左的。晚上大家开会评议天下粮人，谁思想觉悟高，谁的工分就高，而不是考虑多劳多得，很多老实疙瘩都给评得高庄晶晶。不过，我们知青没挨着饿，因为我们是吃商品粮的，种莜麦是当饲料用的，每年都发粮票买面，所以粮食不缺。钱是按工分发的，我第一年赚的钱按当时的标准不算少了，除去买点零食、生活用品还够回北京的路费。
虽然环境恶劣，但是生活水平比许多农区要高多了，我在生活上不用家里任何补贴。当时，孔丹在陕西插队，孔栋在山西插队，都没啥钱。我们还约上他俩，一起到井冈山、黄山走了一趟呢。当然，也要钻点空子，一张火车票邮寄回来两人用，要不预算也不够。
1971年井冈山，左起冯江华、李三友、路舒奇、孔丹、秦晓、孔栋
我们家当时也没钱，父母的工资也都被扣发了。每次我回北京，还让我给家里带肉、带黄油。大概是插队一年多以后ca1347，我第一次回北京探亲。我记得那时我爸爸刚放出来不久，在厨房做饭，我在旁边看着，他边做边问我在内蒙的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我就跟他讲，讲着，讲着，我发现他做菜只有这么一小碗的肉末。我心想，在内蒙古都是吃大羊腿，这点肉够谁吃啊？我也不好意思说，继续回答问题。我爸爸把那肉末炒好了，把大部分搁一个碗里，放到柜子里头留到下顿吃，剩下一点肉末来炒豆角。我想，完了，这么点儿肉怎么够吃啊？
在内蒙古我被狗咬过一次。多年以后，我在香港见铁板神算大师董慕杰，还被他给算出来了。他给我写的就是“被狗咬，天注定”。那年冬天，我去打井。内蒙古地层冻得很深，不用护井，头天把牛粪点着化冻土，第二天再挖化掉的土层。有一天天快黑的时候，我拉个牛车到牧民家去讨牛粪。
刚巧那家没人，他家的狗刚下了狗崽，护崽子。牧区的狗认蒙古人打扮，而我是汉人的短打扮，腰里系个草绳。那条狗欺生绝世医书，一开始就对我叫，我也没当回事。过了一会儿，它就开始对我呲牙了。我想，这下坏了。我手里也没拿东西，只能用手赶它，它就老要窜上来。我边轰边退，最后退到蒙古包了，心想我到家了，该没事了吧？
谁知，就在我扭头开蒙古包门的时候，这狗就扑上来了。狗咬人不是上来就咬一口，我当时穿着皮裤子、短皮袄，想它咬也不会咬到肉。可它不是这么咬，它先是咬住你的腰部，把你拽倒，然后把你的裤子撕开，再上去咬肉。我当时是双手抱着头，两个脚蹬。那边的牧民跑来了，拿簸箕敲着，把它按住了，可它还是咬了我的屁股。狗嘴是最脏的，被狗咬了的地方永远好不了，一到气候变化就会发痒。

最严重的是我们那儿正闹狂犬病。据说是有条疯狼，下山把一头猪咬了，猪疯了又把狗咬了，那个地区狗就得狂犬病了。在我之前，就已经有几个人被咬了。其中一个是我们大队的一个能人，他有条狗，跟他关系特别好。他每次放马回来，狗都跑上去跟他亲热。他妈妈也很有名，年青时也是个放马能手。
一天，他妈妈告诉他，你的狗不对了，狗的眼睛发红。他不相信。第二天他再跟狗亲热的时候，那狗就咬了他一口。他知道狗正常的情况下是不会咬他的，就果断地拿起马棒把那狗一棒打死。然后，他都没来得及和他妈妈说话，就骑着马跑到县城打了狂犬疫苗。
他打的那针是医院的最后一针了，等我到那儿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药已经没有了，你赶快回北京吧。我就赶回北京。那时北京已经消灭狗了，医院没这种疫苗，后来还是到药品进出口公司买到的，然后带到医院去打，每天一针，打了14天。我在家里歇着，查了一下书，狂犬病潜伏期是14年。我那帮朋友们都来看我，有点像是要告别的意思。
说到狼，草原上狼是很凶残的。它不像狮子、老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狼是群体的，但没有得到头狼地位的公狼不能和母狼交配，有性的压抑，所以很凶残。狼晚上来吃羊，并不直接吃，而是把羊裹走，裹到山上慢慢吃，而且还玩羊。
我们刚去时，有一天，一位知青发现她放的羊少了，我们都很紧张，把羊都赶到羊圈里一只只地数，结果少了几十只，而且，还是一个自留羊的羊群，这些羊是牧民的额外收入。这事就大了！着急呀，到处找。
后来，老乡说，你们的羊被狼圈在山上了，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见。狼把羊群圈起来，慢慢吃，当成它们的库存了。等我们把羊救下来的时候，发现有的羊已经被吓死了。
在内蒙古我还有一次差点被蛇咬了。我当时住在老乡家里，旁边是一个小孩和一个老太太。我刚睡着，觉得手上凉了一下，我一下子醒过来，心想是不是小孩碰到我了？一看，不是。我马上反应，是蛇吧，立刻起来了。我跟那老太太说，有蛇。
她点上灯，把我的被子一掀，一条蝮蛇就爬在我的被子里头。内蒙古的蛇基本都是毒蛇，扁头的，秋天冷，就钻到我被子里头了。老太太把小孩叫起来看蛇，牧民要从小教育小孩蛇是害人的。老太太就跟农艺师似的，拿火筷子把蛇夹住，挑出去，让小孩看着把它打死。
我经历的另一次“劫”是差点让铁丝给勒死。那次到公社去参加一个婚礼，快结束时，我出来给我的马饮点水。我骑着马去公社的水井，没看见井旁边有根搭衣服的铁丝，我骑着走着，唔，这么一下子，铁丝正好勒着我脖子了。幸亏，勒着我之后，马也有感觉，就站住了，可我还是被勒在那里下不了马。
我就憋着气，憋了一会，我那马好像明白了，往后倒了两步，我才下了马。下马之后，胸口像要炸掉一样，但却吐不出气来。我趴在马鞍上用脚使劲跺，大概用了20多分钟才把气慢慢吐出来，我也算是知道上吊是什么感觉了。脖子的一层皮被勒下来了，全是血，老乡帮我抹了好多香油，说是土方，可以消炎。

到内蒙古之后，冷雨萱我觉得北京人的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没觉得这个世界突然变了，不能生存了。我从来没有那个想法，精神状态挺好。说真的，现在的人可能不会相信，那时候我们就没想到以后还能回北京。我当时也遇到很多涉及前途的问题，比如说，我是基干民兵，有卡宾枪，短的那种（枪长了背着上马会蹭马屁股）。我放羊、放牛的时候，都是背着枪的，而且还要参加训练。
后来，内蒙古清理“内人党”，我被调到盟里去搞专案。有一天，盟里负责专案的人找我谈话，说现在队里生产很忙，让我赶快收拾东西回去。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到北京学校里去外调我们，学校说我们几个是反中央文革小组的，有政治问题，不能干这事。于是，把我专案组的差事给免了，枪也缴了。不过，我也没觉得这是什么大事，回到队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时候，对理想主义的改变和破灭，仅是一种理性的思考。我们会想很多问题，想文化革命，想毛泽东，林彪出事后想林彪的事。还有，我们一帮朋友通信讨论，看书、学习，当然也看些小说。我觉得看些书对我是有影响的。那时候，书也很难搞到，图书馆根本不往外借书。还好，我妈妈有个同事在北京图书馆工作，我就通过她把书硬是借出来了。

左起赵胜利（西纠作战部长）、孔丹（西纠司令）、秦晓（西纠宣传部长）
我觉得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这样几本书：一本是罗曼罗兰的《约翰 克利斯朵夫》，我是认真读的，给同学写信还引用过里面的一些话。罗曼罗兰讲的是“呕吐论”，他说一个人从出生到他成熟前，是被灌满了各种谎言，他(她)成熟的第一步，就是呕吐，把这些谎言都吐出来。这是一种科学、理性的思想。我也认为自己需要呕吐，很多东西是值得批判，需要反思的。
还有一本是夏洛特的《简爱》，讲述的是爱情的力量。在看这本书以前，我对爱情没有特别的感觉，看过以后很震撼。
再有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父与子》，讲了两代人的思想差别和感情。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可能是一个和父辈不同的世界，需要有一种新的思维。
这3本书是当时我最喜欢的，对我影响都很大。后来，我还读了屠格捏夫写的《贵族之家》《猎人日记》，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也都特别好。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雨果的《九三年》我就不是很喜欢了。
当时的内部书籍：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我们都找来看。黄皮书是小说。优秀的作品有《冬天的童话》《麦田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娜娜》等，还有一本是苏联的《这位是巴鲁耶夫》，那是很现代的、意识流的作品，用的全是现代语言。灰皮书是一些政治类的书籍，像《托洛斯基传》、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一篇非共产党宣言》等，也看了不少。白皮书是一些史料。
那时候，我们对中国出现的动乱，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看法，对毛主席的认识，已经形成了。我记得，我和刘进、三友已经开始议论毛主席了，说文化革命搞得那么乱，出现大规模的群众武斗，把过去的基本队伍——广大干部和工人阶级打成保守派，已经不仅仅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问题了，跟主席有很大的关系。
刘进当时说过一句话，她没有直接提毛主席，说：反正什么事都是“他”对，实际上是直接质疑毛。那已经是很大胆的了，我们都表示很赞同她的观点。到内蒙古牧区后，就想读马列的书，是想看看马列是怎么说的，毛主席是不是按马列说的做的。当时读马列的书还受到了上面的批评，说你们读马列的书，为什么不读毛主席的书？
“九一三”以后，我们看得就更清楚了，到我们这儿来的知青也越来越多了。一开始还没那么多，后来，各队的知青都有跑到我们这里来住上两天的，我们一块唱歌、喝酒、聊天，进行交流。我们与外界的交流多是通过写信，然后回北京时聚会。
我那时候写了几封信，我在信里写，我现在只认同毛泽东的《实践论》，把它作为一个认识论、方法论，别的都要重新认识、评价。我写出来就在朋友之间传看。后来三友说，你一定要烧掉。大概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我看形势不对，这信要是被人找出来，会要我的命了，就给销毁了。
最右男生李三友，前面蹲着的是李卫。十年之后他们结婚了
我们那时更多地不是从个人角度去考虑自己受到的迫害，而是从一代人、从整个社会去思考这些问题。虽然生活在一个草根阶层的环境里，但还是有种精英思想。同时，把“接受贫下中农教育”作为体验和感受真实世界的实践。你到了这个环境中来，周围的牧民很朴实，那种朴实的劳动者形象，就会对你产生影响。
有的牧民还真聪明，也没学过什么无线电，可半导体收音机坏了，他捅咕捅咕就修好了。后来，大队买了汽车，他也能修车，现在想起来都挺怀念他们的。后来，有些蒙族牧民到北京玩或者看病，来了就住到我们知青家里，我们都会陪他们玩，联系医院。
我后来回过牧区两次，其中一次是带我女儿一起回去的。我女儿是在国外长大的，我们爬到我们队的山上，放眼看去，那草原跟海一样无际，看不见一个人，只有一群马在山上吃草。我女儿后来说了这么一句话：爸爸，你们这儿的老乡和一起插队的朋友都是好人，可能跟你们在这样的草原环境里生活有关系。不像那种人挤人、人斗人的，互相没距离的环境。确实，辽阔的草原陶冶人的心境，使人变得包容、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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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秦晓，山西人。1975年毕业于山西矿业学院机械工程系，1983年于中国矿业大学获经济管理硕士，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 自1976年先后在煤炭部、石油部工作，1986年加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95年4月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中信实业银行董事长、亚洲卫星公司董事长；2001年至2010年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和招商银行董事长；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延伸阅读
草原上的阅读与启蒙——追忆与补记
作者：秦晓

2017年北京的初冬，几位年过古稀的内蒙古草原知青在一家餐馆小聚，商谈当年草原生活的追忆和史料整理。说起来是50年前的事了，但似觉得不是“物是人非”而是“人是物非”。因为不论发生了多少变化，每个人心中都存着那段时光的记忆西楚房产网。
十年文革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我们未能逃脱这场灾难，但有幸于1968年后远离政治中心，在内蒙古牧区茫茫草原上和淳朴的牧民一起生活。对于我们这些从小在大城市长大的知青，生活是艰苦的，但是真实的。
生活在常态中，思想也突然失去惯性，坚定的信念和执著的追求如浮云般渐渐散去，滋生起来的是疑惑和对疑惑的求解。新的认知发生于对从未质疑过的“公理”的质疑。我当年看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书中有一句话使我“顿悟”：“人的一生从幼儿时代就被灌输了各种谎言，成长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呕吐，把那些谎言统统呕吐出来”。
当然，呕吐没那么简单、痛快，每次“顿悟”后又会陷入新的迷茫，这是一个痛苦、漫长的过程，与旧我断裂、新我诞生的生死之变，走出黑暗的启蒙之旅。
启蒙发端于黑暗压抑中幻想的破灭，起步于阅读，贯穿于诘问、思考和交流。在草原上我曾给朋友写过两封信，信中真实地记录了这一过程的片断西力士。第一封是1968年刚到草原，和“插友”彻夜讨论读书，涉及思想、哲学、历史、文学诸多领域，虽然都不太着调，但每个人都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我把这个讨论写成书信传递给北京的同学、朋友和家人，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李三友在内蒙古锡盟阿巴嘎旗插队时
第二封信是我1972年离开草原后写给仍在草原上的李三友，信中讲述了我的觉醒，对毛神化的破除，我在信中说：“毛的思想体系，我要以《实践论》为起点重新审视”。第一封信未能保存下来，第二封信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为了生存烧掉了。50年后的今天，可以回忆起当年觉醒的状态，但语言和文字再也找不回来了。
回到当年的阅读，其实能找到的书不多。记得去草原前到董志雄同学家，他父亲是翻译《战争与和平》的大文学家董秋斯，当时已过世，想借几本书。志雄说他父亲读过的书多有眉批，我们家规定不外借，不过我们是老同学，只要保证还，可以借。我们看了董老的书屋，翻了几本，书上确有他读书时留下的眉批，在大师手稿面前，我们都失去了勇气，一本也不敢借。
前面提到《约翰·克里斯朵夫》，那本书是我找李力群阿姨借的，李阿姨是高岗的夫人，当时在北图工作，北图一般只能去阅读，不外借。李阿姨和父母熟，常到我家，我就斗胆要她帮我借出来，她一开始拒绝，后来可能被我感动了，就答应下来。我在草原看完后，回北京时就还给了她。阅读中能理解的也很有限，但出于对知识和人文精神的饥渴，读的很投入，也不乏启迪和获取对现实的批判力。
我们这一代的成长过程是从美好的理想主义，一步步走入宗教式意识形态的封闭世界，走出乌托邦或解构乌托邦其实是一个回归常识和普世价值的过程，常识为普世价值提供了经验的来源并赋予它正当性。这里说的常识不是自然科学的范畴，是社会学范畴，即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我们长期被灌输的意识形态则以阶级属性重新定义真、善、美，以替代常识。
当时想的问题是我们所处的现实是不是马克思理论构建的产物？记得刘进、大平建议读马恩经典，探究老祖宗的思想真谛，检验和回答现实中的困惑和质疑。后来军代表说为什么不读毛选，而要读马的书，试图阻止我们的探索，但我们还是断断续续地读了一些马恩经典。接下来的问题是是否有和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历史观或社会学范式。
在去草原前和在内蒙古读过《托洛斯基传》，讲述了他的“不断革命论”及对斯大林的批判；德热拉斯的《新阶级》，论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异化、变质的某种必然性；罗斯托的《工业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人宣言》，他同马克思一样，也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为方法论，但得出与马不同的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在他的体系中，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仍处于工业化未完成的阶段，而西方国家已进入高消费的社会阶段，两者对民众的福利和自由有较大差距。
后来才知道与马并列的社会学范式是马克斯 ·韦伯提出的。相关的书籍还有一些，书名和作者记不住了，比如有一本是美国驻苏记者写的，提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未真正废除私有制，只是从占用变为控制，揭示了这种制度的深层问题。
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掩盖和压抑了对人性、对人文精神的认识，这个认识的重新发现首先是通过文学精典的阅读开始的。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描述了变动社会中两代人深厚情感和不同道路选择的交织与碰撞，我由此想到我和父辈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勃朗特的《简爱》写出了爱情的力量，这是我从未想到过的，使我震撼。契科夫书中小人物在权力面前的尴尬，托尔斯泰和雨果书中大时代中人的命运，苏联解冻文学对黑暗的揭示都直抵人性的善恶。
还读了一些现代文学作品，如《带星星的火车票》（瓦西里·阿克肖诺夫），我们习惯了俄罗斯作家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叙事方式，而这些现代文学作品完全是另一种语言风格和叙事结构，读下来焕然一新。这表明范式，包括其它领域，不是唯一的、一成不变的，是不同时代的特征。
找到文学精典的根和主脉，如荷马、但丁、歌德和莎士比亚及加缪等的后现代作品，是后来的事了。
在草原上又重读了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多是在放羊时，席地坐在阳光下的草地上读的，旁边是静静的羊群，和书中的情景有感应，读的很细。放下书，想的问题是葛利高利这个英雄人物是为谁而战？他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我们经历过的红卫兵时代是不是也要回答这个问题呢？
这只是当年草原生活中一点零碎的阅读回忆和补记，它为我以后的人生道路选择，最终走出乌托邦埋下了种子。
毛姆说大部分文学作品给读者带来的是感性层面的愉悦，人生意义的启迪是潜移默化的。为了得到真谛而去读，其实很功利，会失去对美的感觉。草原上的阅读是非常时代的现象。可悲的是这个时代太漫长了。希望我们的子孙能在一个正常社会环境中回归阅读的常态，从中感受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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