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民国奇人史：张静江-民国那些事儿

张静江
1877年出生于浙江湖州南浔镇的丝商巨贾之家，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与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并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
他在结识孙中山先生后便开始对孙中山先生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孙中山先生称他为“革命圣人”。后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其主持建设委员会工作，蒋介石称他为“革命导师”。在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为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在孙中山逝世后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推举张静江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晚年逐渐淡出政治，转而信佛，故又名卧禅。1950年9月3日病逝于纽约。

张静江女儿：张荔英的世界

民国奇人：张静江
对于张静江，现在的大部分人应该都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不是现在的名人，也不是明星，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张静江已经成为了历史当中的人物。张静江的一生充满的传奇色彩，他曾经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孙中山先生称他为革命圣人。

张静江，中国商人、革命家岳菁蔚。1905年结识孙中山，经济上无偿捐助革命。1922年扶持蒋介石步步紧随孙中山。1925年步步扶持蒋介石逐渐登上国民党的权力顶峰。晚年淡出政治，转而信佛。
张静江出身江南丝商巨贾之家。1902年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出国任驻法商务参赞一职并开始在国外经商长濑凑，自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结识后便开始从经济上给予支持。在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主持建设委员会工作。晚年逐渐淡出政治，转而信佛，故又名“卧禅”，佛名智杰。1950年9月3日病逝于美国纽约。
张静江在离开家乡南浔之前并不出名，只是一个富家子弟，但他行侠仗义，深受乡人夸奖。由于南浔张家资产颇大，是南浔“四象”之一。南浔有“四象八牛，七十二只小金狗”的谚语超克的时空，据《湖州风俗志》载：“象、牛、狗其形体大小颇有悬殊。以此比喻各富豪聚财之程度，十分形象。
民间传说一般以当时家财达百万两以上者称‘象’，五十万两以上不足百万者称‘牛’；三十万两以上不足五十万两者叫‘狗’。”张家与张静江的外祖父庞家均被列为“象”。而其祖父张颂贤与外祖父庞云矰，“均为丝商巨贾班内网，个性又都开朗豪爽、冒险进取、热心公益，人杰（张静江的字――引者注）自幼受熏陶”，两人对张静江一生的影响很大。

与孙中山的相遇
1905年，张静江乘坐海轮去法国，在这艘海轮上，他遇到了一位日后的大人物——孙中山。张静江这时在清政府挂职，孙中山存有戒心，对他处处回避。张静江却在甲板上拦住了孙中山：“我知道你是孙文，你不要以为我是反对你的，我却是最赞成你的人。”经过这次不期而遇，张静江走上了革命道路，并许诺孙中山，如果革命需要钱就给他发电报：A代表1万元，B代表2万元，C代表3万元。
在往返中法的一次旅途中，张静江偶遇孙中山，从此巨商投身革命洪流，因此张静江被称为“现代吕不韦”。在海轮上相遇后，孙中山试着给张静江发来了约定好的电报，张静江则践约汇钱。此后只要有孙中山的电报，张静江从不怠慢。广州黄花岗武装起义，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杀清廷官员良弼、关东起义等行动，都得到了张静江财力上的资助。孙中山称他为“革命圣人”，还给他题词——“丹心侠骨”。

与蒋介石的相交
张静江为革命捐了不知道多少钱，连国民党员私人借钱他都有求必应。蒋介石就是其中一位，经常两三百元地借钱。据说今天的南京市档案馆还存着蒋介石的借条，有一寸多厚。蒋介石就是靠着这些借款笼络上下左右，得以站稳脚跟。
蒋介石讨伐袁世凯时成为通缉犯，是躲在张静江家里才躲过一劫，后来两人拜为把兄弟，张静江是蒋介石的二哥。蒋介石当黄埔军校校长，是靠元老张静江的竭力推荐。蒋介石北伐漩涡慕留人，是张静江提名的，而且坐镇后方，为他筹集军饷；汪精卫和蒋介石闹对立，张静江出来调解；蒋介石娶陈洁如，是张静江做媒，后来蒋介石迎娶宋美龄，又是张静江出面把陈洁如安排到美国。总之，张静江真是帮蒋帮到家了。
支持革命的同时，他的商业活动也受到影响，因赞助费出得太多，运通公司曾一度周转困难。为赞助革命，他还卖掉了巴黎的茶叶店，以及上海的几幢洋房。当然，张静江也没有白付出，他的回报就是成为革命家，做官做到财政部长、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孙中山把他当作患难兄弟，临终前还要见他。孙中山安排后事、签遗嘱时，张静江都在现场，被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
后来因意见不合，张静江和蒋介石的关系出现大裂缝，最终分道扬镳。晚年张静江到了美国，信奉佛教，心灰意懒，靠念经打发时间，经济上也不宽裕。大商人在革命的冲刷下，洗尽了铅华，心力衰竭而终。

张静江的家庭成员
张静江共有12个孩子。前妻姚蕙生了5个女儿。即蕊英、芷英、芸英、荔英、茜英;她们均生在法国，外语基础好，又受生母姚氏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个个都是“中西结合”的大家闺秀，格外引人注目。
姚蕙夫人生的几位小姐从小跟父母来到了法国巴黎（菁英是出生在巴黎的），因张静江的通运公司最初就设在巴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安全计，他们全家移居美国。小姐们从小学弹钢琴，进当地最好的学校念书，还经常参加当地的社区文化活动，接受了西方的人文观念，对西方的音乐、舞蹈、美术都有很好的感悟，对美丽的服装尤其感兴趣。
她们常常会弄来一些五颜六色的花布，几个人你拉我扯地在身上左缠右缠，或者左边抓一把，右边打个结，稍微一摆弄，就做出了时装模特儿的效果。弹钢琴更是她们的拿手好戏，她们坐在钢琴旁边随便切磋一会儿，手下就会流出属于自己的欢快乐曲。父母对她们非常关爱，一旦哪个生了病，当父母的总是焦虑不安，不仅仅是像一般的父母那样，设法找来有经验的医生为之诊疗，还想方设法派人带孩子去海边城市疗养（现在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三百多张张静江夫妇及他们的随员在巴黎时期的明信片，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讨论为孩子治病和疗养的）。

给孩子最好的教育
他们总是设法给小姐们最大的温暖和最好的教育。如果不是她们的母亲不幸去世（姚蕙与孩子们在纽约一个公园里散步时，塔琳托娅不幸被树上掉下来的枯枝砸中献曲求诗，脑溢血而去世），或许她们就一直在美国生活下去了。但是张静江那时已从单纯地为革命提供经费、间接地参加革命，发展为直接投身革命活动了，因而多数时间在国内活动，于是五个小姐就由她们的舅舅姚叔莱夫妇带领，回到上海。
1924年春天，原先一向是爷儿们撑世面的西藏路大庆里张家，一下子变得像个女性世界，一群天仙般的青春少女突然“从天而降”。她们整天叽叽喳喳，情绪非常激动，常常在一起严肃而紧张地讨论国家大事，诸如街头流浪儿的收留问题、公共场所的卫生问题、吸毒问题、黄包车工人的生活境遇和安全保障问题等等。
在别人看来早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事情，她们却在大惊小怪，不能容忍，像是发现了中国非常了不得的社会大问题，需要认真对待，需要呼吁国家立即拿出办法来。她们时而唇枪舌剑，时而引经据典，有时一起涌向他们的父辈，一本正经地向大人们讨说法，甚至还走上街头发表演说，像五四时期的青年一样发动民众……令她们的父亲感到意外的是，整天在眼前飘来飘去的黑铁矮人 ，似乎弱不禁风的女儿们，一旦回到国内，突然一个个都成了女革命家。她们中最小的菁英才12岁，最大的蕊英也才20岁出头，与她们的后母年龄差不多。芸英和荔英刚高中毕业，不到20岁，都是如花似玉的年龄。她们凭着在西方的见识，对国内诸多落后情况，诸如男女不平等、劳动者太贫困、鸦片铺到处都是、街上乞儿成群……非常惊讶，非常不满，没想到自己的国家竟是这样，总之样样看不惯，样样都不好。她们没有采取冷眼旁观和鄙视的态度，而是像她们的父亲年轻时一样，怀有一颗耿直而率真的心，看不惯就要喷发出来，宁可献身其中。
于是她们就像在美国看到的街头演说家一样，也尝试着走上街头，呼吁男女平等，呼吁耕者有其田，抨击时弊，号召革命。她们一激动起来，就会拖出个肥皂箱子（那时的洗衣肥皂是用木条制成的箱子包装的），手持一个纸卷做成的喇叭筒，踩上箱子登高一呼，就宣布革命了。那时只要不涉及政权和具体人物，泛泛地宣传社会革命是非常光彩照人的，与西风东渐带来的新思想、新科技、新方法几乎同义，号召性很强，所以她们的演说竟也获得了些许支持者。自然，这种呼吁的作用是很微弱的，不会产生实质性的效果。时间长了，她们竟获得了一个“肥皂箱上的演说家”的雅号。
尽管小姐们思想“冒进”，然而毕竟一个个长得亭亭玉立，热情大方，讨人喜欢，一身好看的西式服装总会牵动众多羡慕的眼光。

蒋介石夫人陈洁如的称赞
1924年的蒋介石夫人陈洁如是张家的常客，她也为小姐们的美丽和活力而感到震惊。陈洁如在她的回忆录里曾这样描述初到上海的张家小姐：“五位可爱的女儿，每位都穿着齐整，显得聪明、帅气而迷人。她们一起回家来与她们的父亲与后母同住。她们不像普通小姐，而都曾先在法国，然后在美国接受教育。在我看来，她们简直就是摩登的极致。我对她们那种自然爽朗的神气、潇洒大方的仪态及雅致的服装，尤其印象深刻。她们真的不同于上海一般姑娘，我认为她们棒极了！”陈洁如与张家大小姐张蕊英尤其合得来，认为她“最温婉可人”。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张蕊英给了她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持。在后来世事多变的几十年中，她们始终保持了纯真的友谊，堪称最知心的朋友。陈洁如与其他几个小姐关系也不错，在她1960年代初去香港定居之前，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款待时，周恩来问她还想见什么人，她说想见见张静江的三小姐张芸英。

大女儿张蕊英嫁得最风光由于张家特殊的家庭背景，加上张家小姐特有的气质和秉性，她们的婚恋就格外地与众不同，一时成了时人关注的热点。她们各有各的感情经历，各有各的传奇故事，有的简直就是拍电视剧的好素材。大女儿蕊英嫁与川沙富商瞿谷卿之子、美国留学生瞿濂甫（志洁）；二女儿芷英嫁与著名实业家、美国留学生周君梅（南浔丝商“八牛”之一的周家之后，曾任江南铁路公司总经理）；三女儿芸英嫁与中国第一代电影导演、也是留美学生陈寿荫；四女儿荔英嫁与孙中山先生的外事顾问、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五女儿菁英嫁与著名的病理学家、1940年代后期的国民政府卫生部长林可胜。其中大女儿的婚事是老太爷为之操办的。现在南浔张静江故居的陈列室里，陈列着一组十分有含金量的贺喜礼单（礼单的原件收藏在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的张静江卷宗里），很能说明当时门庭若市的盛况。那礼单上分别写着：“仅具银花瓶成对敬贺 令媛出阁之喜”、“仅具喜幛全幅恭贺”、“仅具锻幛奉申 于归之喜”、“仅具文华葛喜幛壹悬奉申”等等，共有厚厚一大本，可知当年婚礼隆重的程度，时间是1930年。那时张静江身为浙江省省主席，又是国家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政府大员的大小姐出阁，各方面人员不会怠慢。婚后一对新人先后住过赵主教路（今太原路）和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最后住进上海西区贝当路（今衡山路）上的毕卡第公寓（今衡山宾馆）。毕卡第公寓那时是外国洋行老板和大班住的地方，当时只有两家中国人住在里面，一家是广东富商谭家，另一家就是张蕊英家。谁知婚后不几年瞿氏就露出真面目，尤其是张静江不再是蒋介石亲信圈子里的红人后，他就更加肆无忌惮，在外面一旦碰上什么不顺心的事就回家发脾气，甚至摔盆子打碗，动手打人。张静江曾经给他找了一个不错的工作，1935年安排他在浙江旅游局，任导游处的翻译，专门陪外国旅游者，发挥他外语好的特长，同时也用这个方法把他“拴”在杭州，省得他无法无天。可是这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的恶习。张蕊英性格温和，思想单纯，一切总是乐于从好的方面着想。
为了维持家庭的和平局面，她总是对丈夫婉言相劝，好话好说，因为张家毕竟是个有身份、有影响的大家庭，自己又是中西女中和世界小学的教师，而且孩子已经慢慢长大了。但是很遗憾，你越是谦让事态就越严重，他越发有恃无恐，目中无人。当张蕊英确信他已经无可救药，并且在外面拈花惹草时，就断然与之分手了。

贤妻良母型的二小姐张芷英张静江的二小姐张芷英是个很有主见的、外柔内刚的贤妻良母，性格中还不乏幽默细胞。她也是从小在法国和美国读书，中学毕业后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BARNARD学院就读的，所以法文和英文都很好。但是一旦回到上海，中国话反而不会说了，于是回过头去再进中西女中补习中文，把中学又读了一遍。在中西女中读了两年后，中文勉强能应付了，但是书写上还常常要闹笑话。比较值得“纪念”的是她结婚时候的登记。结婚登记嘛，新郎新娘自然必须亲自在结婚证书上签名的。新郎官签名后就轮到她了，她拿起笔来写得倒挺利索，可是不知怎么回事，竟把张芷英的“张”字的最后两笔给忘掉了，写成了一个谁也不认得的字。事后她很懊恼，说“我把我的姓少写了一只脚”。自己的姓都会“少写一只脚”，可见中文关的确过得很艰难。芷英表面上跟她的大姐一样，窈窕淑女，文静而典雅，但是一旦遇到突发事件，她是很大胆泼辣，很有爆发力的。她们回到上海不久，有一次她走在街上，突然上来一个小偷，伸手把她的钱包给抢走了。张家小姐那时都穿高跟鞋，大概那个小偷断定这个千金小姐不会来追他的，说不定早吓晕了也说不定。谁知这位千金小姐跟人家不一样，她把高跟皮鞋一脱，赤脚就追，居然被她追上了，抓住了那小偷，夺回了自己的钱包，还狠狠地把那个小偷教训了一顿！可是那小偷也不是等闲之辈，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对小姐哭诉说自己的父亲正在生病，家里没有钱给老人治病，不得已才想出此招……这一招也真灵，张芷英一听就心软了息县天气预报，还觉得他孝心可嘉，于是把钱包里的钱拿出来分给他一些，对小偷说：“你孝顺大人需要钱，就应当跟我说，不要抢！”然后光着脚，雇了一辆黄包车自行回家。
　 回到家里，她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亲，父亲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他倒不是心疼女儿给小偷钱，而是担心这些天真烂漫的小姐，脑子里根本没有坏人的概念，遇到危险怎么办？于是赶紧把女儿教训一顿，立下规矩一大堆：女孩子不许离家太远，不许到那些治安差的地段去，不许一个人出去，不许…回沪两年之后（1925年），她与周君梅（名周延鼎）结为伉俪。周君梅是考取清华大学庚子赔款的留美学生，在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MIT毕业，也是南浔人，他们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周家也是南浔著名的富户，祖上跟张家的祖辈一样，也是以丝业和盐业发的家。两个人是同乡，都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又有同样的家族背景，他乡遇知音，遂一见钟情。张芷英是张家姐妹中第一个出阁的。婚后他们夫唱妇随，相亲相爱50年，养育了四个孩子（一男三女）。随着中国政局的动荡，他们也饱尝了颠沛流离和艰苦创业之苦。但是无论怎样艰苦的环境和生活，张芷英都能应付裕如。他们婚后先在杭州开了一家丝厂，经营得很不错。张静江见这个女婿这么能干，就叫他来帮自己做事。那时张静江主持国家建设委员会，正在大搞基础建设，于是就叫周君梅去主持修筑铁路，出任了江南铁路公司的总经理，张静江自己当董事长。可是这样翁唱婿随的太平日子并没有多少年，抗战爆发了。战争年代里，他们一家没有跟随张静江避往海外，而是辗转大后方，先后到了昆明、缅甸和印度等地，仍旧办实业，以实业的成绩支援前方抗战。他们响应云南实业家缪云台开发大西南的号召，毅然南下，率先在昆明办起了云南丝厂。中南建筑设计院云南这个地方靠近越南，而越南历史上是法国的殖民地，云南受其影响，因而法语较为通用。从沿海和北方去的人大多感到不很方便，但是芷英却如鱼得水，她的法文有用武之地了。有一次，他们的好友程太太突发急病，张芷英眼看情况危急，就冒雨跑到一家距离不近的昆明惟一的一家法国医院求救。那个医院的医生本是坐院门诊而不出诊的，但是医生硬是被芷英流利的法语说服了，破例乘自己的包车去程太太家诊治，化解了一桩人命关天的危机。1941年，周君梅受聘前往印度办丝厂，主要生产降落伞，供前方作战的联军空军使用。工厂设在Mysor省的一个小城Kollagal，那个地方过去一直是英属殖民地，生活很艰苦，气候条件和生活习俗也与中国大异，张芷英毅然带着四个孩子陪同丈夫前去，自然又要调整全家的生活，以适合新的环境。这时她的英语又发挥了出色的作用，使全家的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很快顺畅起来。抗战胜利之后，他们全家跟所有在战时迁往内地的家庭一样，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南京。可是好景不长，不久内战又席卷全国。随着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以北的节节败退，他们一家又一次面临逃难。张芷英先尽力把四个子女送到美国去读书，自己与丈夫把在国内的一切安排好之后，才去美国与孩子们团聚。她于1975年在美国去世。她一生相夫教子，辗转各地，是丈夫的贤内助，也是孩子们引以为豪的母亲。令她欣慰和自豪的是，儿子周世经成长为优秀的电脑工程师，在1975年发明了电脑中到现在还不能缺少的Floppy Disk Computer Memory。在美国华盛顿的国家Smithsonian博物馆的橱窗里，现在还展览着他制作的模型。现在，周君梅、张芷英夫妇的四个儿女都已成了爷爷奶奶，他们名下的第三代、第四代也“转眼忽成行”了，其中有七个孙子、孙女，十四个曾孙、曾孙女，俨然一个大家庭了。

张荔英嫁给大她30岁的陈友仁四小姐张荔英（1906~1993）也是个很有个性的反传统的“侠女”。她是个画家，很有才气，还会骑马打猎。1930年，她嫁给了比她大约30岁的陈友仁。陈友仁是民国有名的传奇人物，著名外交家，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和外事顾问，早年在英国读书，辛亥革命后回国。他在回国临上船时申明说：“我是中国人！”遂撕掉了英国身份证及护照，随手抛入大海。他参加过凡尔赛和会，代表中国政府向和会提出废除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还参加过孙中山与苏联特使越飞、孙中山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宋庆龄与斯大林等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谈，曾担任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和1931年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他还有“铁腕外交家”、“革命外交家”的美誉，在武汉国民政府任外长期间，经过艰苦的斗争齐鲁弈友，一举收复了武汉和九江的英国租界，这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个破天荒的大事情。中山先生临终时聚星天华，他作为各派代表之一来到中山先生床前，笔录了总理遗嘱。他的原配妻子阿加莎患癌症去世4年后，他与张荔英在巴黎结婚了。他们一个是外交英雄，一个是豪门才女，两人的年龄虽然相差很大，但他们相知相亲相爱，有共同的志向和品性，对生活有共同的理解和坚强的意志，这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动人故事。张荔英嫁给陈友仁时，陈的政治生涯的巅峰期已经过去，正过着非常艰难的流亡生活。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之后，他是个非常强硬的反蒋斗士，曾期待斯大林出来干预中国的政局，把蒋介石赶下台，但斯大林保持了沉默，他就只能流亡海外天地民心，直到1931年才返回上海，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任外长，可是他反蒋的立场并没有改变，甚至参加了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中民保险网。1933年11月，他与陈铭枢、李济深一起遭到蒋介石的通缉，不得已，只好再次流亡海外。这期间张荔英给了丈夫最大的安慰喜马拉雅星，始终跟丈夫站在一起。抗战爆发后陈友仁去香港从事抗日活动，香港沦陷后被日军逮捕，并被强迫移居上海，软禁于家中，于1944年病逝，享年66岁。上海各界在静安寺万国殡仪馆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外交界老人颜惠庆致悼词，高度评价了他作为民主战士的一生。当年5月23日，张荔英遵其遗嘱，将其骨灰洒入大海。
对于荔英的这桩婚事，大概其父亲也是气不打一处来。双方年龄差距甚远，陈在政治上的观点与张静江也大相径庭。张静江是蒋介石的“二哥”，在“清共”中是积极分子，而陈友仁则是亲苏、亲共，是个反蒋的硬分子。荔英嫁给他后，他始终在流亡中，没有一个安定的地方。

五小姐张菁英是位服装设计师
五小姐张菁英，在抗战胜利后嫁给了国民政府的卫生部长林可胜。对于这桩婚事，大概她老爸也不会太情愿的，因为林可胜原先结过婚，只是夫人去世，才又续娶了张家小姐。菁英在姚氏所生的女儿中最小，当然也是父亲的心肝宝贝。抗战前她在上海时，喜欢一个人开了汽车到处跑，一个月所耗的汽油费常常在百元以上，均由账房付给。那时候一个普通银行经理的月薪也不过才300元，像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样的大银行的经理月薪也不过500元，一般的银行职员的月薪只有三四十元，还要养家糊口，五小姐的花费的确大了些。
张静江知道后关照账房，不许她这样挥霍，每月用项要限制在200元之内，包括汽油费在内。账房先生请他直接告诉菁英，但张静江不肯，坚持一定要账房去当“难人”。菁英听了当然不高兴，但张静江见了女儿依旧谈笑风生，绝不提汽油和“限价”问题。他在女儿面前似乎有意要保持一个“好爸爸”的形象。张菁英在1938年抗战时与父亲、后母朱逸民及弟弟妹妹一起辗转瑞士、美国，抗战胜利之后其父没能回沪，而她回来了。她大概还是小姐中胆子最大的一个，胜利后她常和汇集在上海的中外飞行员们在一起（她与中国的第一位女飞行员李霞卿很早就是好朋友），于是就跟他们学开飞机，居然真的把直升飞机开上天了，在朋友中刮起一阵小小的风暴。林可胜是著名的病理学专家扛上八大太子，1897年生于新加坡，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留学生，还获得了哲学和科学的博士学位。他还是中国生理学会的创办人，兼任《生理学杂志》主编。1948年他任国防医院院长、卫生部部长、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赴美讲学，后来一直在美国一些大学里教书和做研究工作。张菁英没有去享部长太太的清福，而是选择了独立自主的人生道路。她的正式职业是服装设计师，曾在现在的锦江饭店靠路边的“炮台楼”上开服装设计和裁缝店，店名叫锦霓服装社。她设计的衣服有明显的特点，是以红、黑、绿三种颜色为基色的，而且以职业女装为大宗，还曾经以“金枝绿叶”为主题，在锦江饭店举办过时装表演，也曾轰动一时。1949年后她和丈夫去了美国，于2005年去世，享年95岁。
毁家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做事就需要花钱，这是经济学的常识。辛亥革命要花多少钱？钱又从哪里来？百年史上，作为群体亮相的湖商始终是一道夺目的风景，他们依靠聪明和勤奋积累了巨额家产，却不安于富贵生活，将财富投入革命运动，舍家取义的故事令人感动，让人敬仰。
回望百年辛亥，上世纪初江浙财团四大亨之一的张静江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他毁家纾难资助起义，被孙中山赞为“民国奇人”、“革命圣人”，并手书“丹心侠骨”相赠。
张静江故居大门古旧而不张扬，试图寻访一代名流矢志不渝支持革命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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